《天圣令》的主角是宋代的章献明肃皇后刘娥，她是除武则天之外，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穿上龙袍的女人。关于她，多以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故事以讹传讹，却未曾有一部完整的历史小说来讲述这位女性政治家的故事。她在历代皇后中出身最寒微孤苦，从一开始在底层挣扎到收起锋芒，从为己求生到为爱人而收敛，再到为天下百姓收起欲望。这不是一个“后宫黑化”的故事，而是一段阅遍世情、最终恪守本心的故事。日前，中国作家网记者围绕《天圣令》对作者蒋胜男进行了专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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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圣令》，蒋胜男 著。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21年9月
历史与生活，灵感翩然而至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部小说？
蒋胜男：《天圣令》不仅仅是“一部小说”，其实是我宋辽夏系列小说的第二部。此前的《燕云台》，是以辽的角度去看宋夏，《天圣令》是从宋的角度去看辽夏。
这个系列的历史小说探讨那个三朝并立的大时代。当中华文明的走向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之时，是什么推动着历史的车轮？对于那个风起云涌、精彩纷呈的时代而言，只有一个视角是不够的。对于历史的触摸，不能受于一时一地一区域的思维限定，而应该用更大的视野和格局去重新审视。所以我写这个系列的小说，在构思和创作的过程中，用宋的眼光看辽和夏，也转换思路用辽的眼光看宋和夏，用夏的眼光看宋和辽，这样才是全景式的历史再现。这三部书，三个故事，都是探讨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前，我们该怎么抉择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这次为什么把朝代聚焦在北宋，小说取名《天圣令》有何寓意？
蒋胜男：《天圣令》是刘娥在执政期间发布的一个法令，她执政时期的年号是“天圣”，《天圣令》在北宋法制编撰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，目前有一部分的残本藏于天一阁。
我们现在看宋代，经济繁华、文化发达，宋代的美学令人沉醉，如《清明上河图》《东京梦华录》。但宋朝建立初期，天下仍不稳定，所有人都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，不知道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是否会重演。这个故事，讲述的是宋朝初年由乱到治的过程。这部书写得跟之前的书不太一样，我加重了对历史人物的群像，以及这段历史的思考与演绎。难度提高了，但对我自己来说，是另一种提升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写历史小说要避免硬伤，需要做大量的考据类的准备工作。您如何搜集历史材料，是否有实地考察？
蒋胜男：我一般前期搜集更多的时代资料，在搜集基础资料之后，我会到当地找博物馆，在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物件中更立体地感受当时人的衣食住行。写《芈月传》的时候，我就去西安各种博物馆，去湖北找章华台旧址；而写《燕云台》的时候我也多次去内蒙古赤峰的辽上京旧址、辽祖陵等。这次为了写《天圣令》，我多次去了河南开封、郑州、濮阳等地。
这期间，也看了许多相关的书籍，比如一些宋代的笔记小说《东京梦华录》《容斋闲笔》《太平广记》《大宋宣和遗事》等，比如赵恒、寇准、钱惟演、丁谓等帝王将相的诗词全集，还有今人写的一些宋代考据相关的书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实地考察的时候，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？
蒋胜男：开始写《天圣令》之前想去实地看看，先去了澶渊之盟的原地濮阳，然后去开封的时候看了清明上河园的表演，坐了夜航船，一直坐到开封府衙前，还在鼓楼吃了夜宵。只是遗憾的是，刚好开封博物馆搬迁，文物都打包了，没看成，还好得到朋友和当地文化局的帮助，博物馆的老师们给我了些他们原来拍的照片。第二次隔了一年再去，结果新馆还是没开。后来去郑州看省博，省博的主馆没开，文物都在旁边一个小场馆里，地方有限，看到的不多。去了三次都没看成功，也是挺遗憾的。后来是许多朋友帮忙资料支援，还有朋友特地去太原晋祠拍了非常详细的圣母殿全景和细节给我（圣母殿据说就是以刘娥和身边侍女为原型的），很暖心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您在写作中有没有遇到瓶颈期，怎么克服的？
蒋胜男：其实写作遇到瓶颈是很正常的。我之前写《铁血胭脂》的时候，在创作过程中随着资料和思考的深入，发现它跟我原来的计划和认知发生了冲突，继续深挖下去就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。当时的状态是失眠、掉头发，整体状态很不好。那时候选择了先放下，后来才继续。一直到今年，我才打算回过头把《铁血胭脂》续完。有的读者说，“我看这本书是我读中学的时候，现在我都可以当孩子妈妈了。”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大的瓶颈。
《天圣令》是卡文之后再出发的产物，它是我写的第一部历史小说，初稿创作于2004年到2007年，其实创作完成了，但我还是对成品不满意，修改的时候卡文了，就先搁置去创作其他历史小说。当我写完《芈月传》和《燕云台》以后，距离这个故事已经十几年了。这十几年中，我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思路都有了很多的改变，于是我分别在2015年、2016年、2020年进行了多次重新打磨、提升修改。从原来的两卷本到现在的四卷本，虽然是一样的故事，但是内核已经完全改变了，这才有了全新的突破。
创作既不要重复别人，也不要重复自己。我追求突破，也无法停止对历史的探索欲。面对瓶颈，我会闭门深思，排除外界所有的干扰，静静地和一墙的书对话，和古人对话。一段时间后，走出来，走到现代社会，去关注时事，去和他人对话，包括张爱玲说的要听得到“市声”：去菜市场买菜，走过天桥，看那些人摆地摊，听他们讲许多有意思的事……生活和创作，是一体两面的事。体察生活，从身边的人事中获得一些感悟，那时候灵感就会翩然而至。
时代洪流中的帝后之爱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《天圣令》与您此前创作完成的《芈月传》《燕云台》等作品一样，以历史上真实的杰出女性为中心。通过这部小说，您想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女性意识呢？
蒋胜男：时代的浪潮在推动着我的创作。很多“大女主”故事只是“玛丽苏”甜宠剧的披皮套牌，作品中的女性更多还是居于从属地位，很少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，这个时代、这个社会的女性需要对标一种崭新的意识，需要一个参照物，让她知道如何面对爱情和婚姻的失败，如何在爱情或婚姻关系中保持自我，认识到女性个体还是一个独立的人，在社会生活中有自己的独特存在价值。 而这样的参照更多的是精神上的，不必拘泥于哪个时代。同时，在我看来，只有将主角置身于最艰难的环境中，置身于生死之间，自己是自己的倚仗，才能够真正看出一个人的蜕变来，不管是男人，还是女人。在《天圣令》中，刘娥经历的就是这样的蜕变和成长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乌兰其木格认为，《天圣令》最令人感怀的是作者对爱情的笃定与浪漫化的书写，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，古典主义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”式的真挚爱情已发生了较大变化。在她看来，您的小说孜孜不倦地确证着爱情的美丽和恒久，并以近乎执拗的方式书写出至纯之爱所具有的救赎力量。您怎么看待她的观点呢？您的爱情观是什么？
蒋胜男：不管我写过多少作品，我依然相信真挚的爱情是存在的，这样的爱情不仅仅是甘苦与共一饭一粥，更是理想、信念和情趣的相互投合，是灵魂伴侣。表现在文艺作品上，就不该是情情爱爱、生生死死、分分合合，刻意的甜甜虐虐，而应在理想信念、生活情趣、意志信仰等方面的契合有着健康情感观念的引导。
就历史创作而言，我也不喜欢只讲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后宫剧。这固然有一定的真实性，但如果世界上只有尔虞我诈，这个世界不仅太无趣，而且也是不真实的。如果人心没有信念、热情和理想的话，人类文明走不到现在。我相信，在任何一个时代，这个世界上是有真情的。文艺工作者可以揭露现实，揭露冰冷，揭露邪恶，但是文字底下不能没有信念和信仰，不能没有热情和悲悯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有评论家认为，爱情是《天圣令》里的“金手指”。刘娥出身卑微，但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男人，他不仅是她的“真命天子”，还真的是一个天子。这算是“金手指”吗？还是基于现实的合理塑造？
蒋胜男：刘娥和宋真宗赵恒是小说里最重要的一段爱情。这段爱情有历史依据，如果刘娥和真宗不是真爱的话，真宗不可能在她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对她情有独钟。赵恒为了立她做皇后，为她抱养李氏的孩子，并且在执政后期把朝政托付给他，甚至临时把江山托付给她。我觉得这并不是金手指，而是“人”。当一个人有爱人的心和爱人的能量，付出多少，这个世界同样也会回报于他。男主的钟情离不开刘娥自身的魅力，这个魅力是与她的成长相关。“一生一世一双人”，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决定的，还是女人决定的，人和人之间，只有在灵魂上的高度相似，才能够成为灵魂伴侣，才能拥有真正的爱情。这个故事绝对不是一个“赢得帝王宠幸，获得地位”的宫斗故事。
对于这段爱情具体的历史记载比较少，只有寥寥几句。但所有历史故事的设计必须基于历史记录，尤其是在时间点上要符合历史事实，比如说赵恒15岁时，入韩王府。当时秦国夫人为了阻止赵恒和刘娥，便让宋太宗将刘娥驱逐出京城。赵恒不忍心让刘娥离开，便将刘娥藏在张耆家中，直到宋真宗继位的时候，她才获准入宫，具体哪年入宫，哪年为德妃，哪年为皇后，这些都是有历史记录的。
除此以外的细节，需要创作者补充。但是有这些历史记录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去推理和补充人物性格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推断真宗的性格，他在皇子中排名老三，当时太宗的长子，楚王元佐已经是开封府尹，可以明确太宗是以皇位继承人来培养元佐的。就算没有元佐，他还有很多哥哥，真宗当时距离皇位继承权是比较远的，争夺皇储之位的人不会把他当成对手。他也没想过要参与皇储的竞争，当时的他也不需要争权夺利，当个富贵王爷就可以了，那么可以推断他并不会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。刘娥则恰恰相反，她15岁从蜀中逃难到京，经历穷山恶水、兵灾流民。能够在兵荒马乱中幸存的人，性格一定是极其坚韧不拔的。一个孤女能在京城艰难立足，从瓦肆歌姬到进入王府，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她和自身命运斗争而来，她必然经历过无数人情冷暖，这样的经历造就了刘娥察言观色、聪颖机变的性格特质。
在这个作品里，刘娥的命运其实是跟大宋的命运线息息相关的，一个颠沛流离的孤女，映射着大宋开国初年内忧外患，整个王朝前途未卜的情况。在故事的最后，刘娥上承咸平之治，下启庆历新政，为王朝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颁布了法令《天圣令》，也成为宋代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太后。她从逃难到临朝，宋代也从离乱到繁荣，爱情只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时代洪流才是主题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陈崎嵘看来，刘娥和真宗的爱情还是有变化的，不是从头到尾这么痴情地爱，热烈地爱。是一种特殊的变化着的帝后爱情，开始是纯洁之爱，中间是无奈相爱，后来是爱与权各半，最终演变为重权轻爱。这是帝后走向权力巅峰时必然呈现出来的爱情弧线，不是直线，是帝后之爱的真实写照。您认同这一分析吗？
蒋胜男：我很认同。实际上爱情既永恒又多变，当身边的人已经成长，而你还停留在15岁那年的话，爱情肯定不能长久。刘娥和真宗刚见面的时候，是初恋的纯洁之爱，他们爱情的最大变数便是真宗登基。而我在这里设计的一场戏，就是展现真宗对登上皇位后的恐惧。很多爽剧容易肤浅地去展现角色，比如一旦身登高位就得意洋洋。这样理解事物偏肤浅，除非这个角色本身是个很肤浅的人物，因为“权力越大，责任越大”。尤其是真宗作为作为性格仁厚，并不是依靠铁血斗争上位的皇帝，忽然就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，他当时一定非常恐惧。面临这样的压力，他发现刘娥可以和他共同承担，两人就迸发出了比初恋时更强烈的爱情火花，真宗那时候才发现刘娥是她的精神伴侣，人生支柱。
而且，在他们的感情中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角色也在转换。真宗还是韩王的时候，怜惜刘娥，保护刘娥。在真宗年老多病、精神衰败的时候，他的恐惧、喜怒无常和任性多变，是刘娥去疏导和包容的。他们的爱情弧线的确是从青春之爱到理想之爱，再到帝后之爱。
历史题材的宏观与细微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历史小说常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“个人命运与历史细节的交汇，想象力与史料的相互辅助”。在《天圣令》的写作中，您如何处理历史事实和想象虚构的比重？
蒋胜男：历史小说与艺术创作之间，一直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。如果全部按历史记载去创作，就失去了小说的趣味性，如果天马行空地全靠自己杜撰，就是不尊重历史，误导读者。在历史小说中，历史事实和想象虚构是互相交织的，没有情感流动的历史剧就成了纪录片或者历史学网课了。历史的进程也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信任一步步推进下去的。
所以我在创作时，就一直在想，如何在不动大历史的框架下，去填充人物之间的情感细节，像一个法医一样，把能拿到的资料全部拿到，碎骨头也好，头发也罢，然后尽量全都用上，拼凑出骨架，再慢慢长出肌肉，用DNA去还原这个人物。让每一个人物都是用自己的性格去决定自己的命运。
我的原则是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，“大事不虚”就是在历史书上有记载的大事件和时间表，我尽量去吻合。《天圣令》成稿之后，我还是继续对历史细节反复打磨，包括一些人物的出生年月，我也请了很多朋友来帮我，核对大量的细节。正如大仲马所说，“历史是挂我作品的一颗钉子”，钉子是否牢靠，决定了作品能不能挂上去，能挂多久。
尊重历史事实，在历史大方向的把握上尊重史实，从历史资料中去架构骨架，避免出现历史虚无主义。而历史事件的展现是需要用情节和主角联系起来的，就需要我去创作，去丰满人物的性格，由这些人物的性格去推动事物的发展。人物命运肯定与史实挂钩，但人物特质是史书上呈现较少的，所以在人物创作上要让情感纠葛、人物性格发展都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。总之，既要有历史真实，也要有艺术真实，而人与人之前的情感交互正是艺术真实所需要的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历史就像一面镜子，《天圣令》作为历史小说，最重要的史观，它的核心是什么？
蒋胜男：从小说开头，刘娥年少时对世界发出的质问，一直到刘娥临终前与宋仁宗的讨论，实际上每一处都在谈民生民本。以民为本，就是本书的主旨。
这部作品的创作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，历史人物在某个阶段去做决定时，必须是基于他所在的时代和他的所知。面临一个历史选择的关头，我们可以推测历史人物决策时的心理轨迹，参照每个历史人物处理事件的逻辑和方法，而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思维方式，看似相同的事情，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跟过往，以史为鉴，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，理解他人，理解我们是同一片星空下的“命运共同体”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刘娥在执政期间出台的《天圣令》中的一些条例，比如对女性独立财产权的保护，废除许多唐令中奴婢贱籍的条令等，是非常有平等意识的，对于宋代女性地位的整体提升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。在那个朝代，刘娥为什么会有这样先进的性别平等意识？您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性别平等？
蒋胜男：刘娥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平等意识，是源于宋代社会的结构性转换。入宋之后，随着门阀世族的瓦解，“部曲”与“贱口”都成为自由民。 “取士不问世家”，宋代的教育、文化艺术等领域，也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。宋代之前，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，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，包括“工商杂类”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。社会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，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。同时，商品经济得到发展，“自大街至诸小巷，买卖热闹”，所以我们现在展开宋人的画作，如《踏歌图》《清明上河图》，那种平民气息、市井气息会扑面而来。
在平民社会长成的刘娥，在整个平民气息社会的熏陶之下，具有了最基础的平等意识。宋代的人身依附关系瓦解，由契约雇佣关系所取代，女性也通过解除人身依附关系，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平等。我认为的性别平等，是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，不论男女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，做一个独立的、大写的人。不需要拘泥于过去的历史印象，硬要去扮演某种性别角色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我之前读您谈写作的文章《<芈月传>的人物群像设计》，除了主角，您也非常重视配角的塑造。这部作品中有您特别花费心思设计的配角吗?
蒋胜男：关于人物形象，每个角色我都会做符合历史逻辑的人物群像设计。比如南北两边的大臣，寇准，丁谓，钱惟演，王钦若等。我并没有根据传统的忠奸定位，去简单脸谱化人物的好坏。北宋早期中央一系的大臣大多来自五代时期的旧臣，他们形成了北宋王朝最早的核心体系。而南方势力，后蜀、南唐、吴越则构成了王朝新的势力，南方势力为了和已经掌握话语权的中央一系大臣进行权力竞争，在进入权力中枢的时候显得激进而不择手段。南北之争是北宋地方政治的一个缩影，以复杂的权力斗争来取代简单的忠奸，更有意义。
中国作家网记者：比起之前的作品，《天圣令》的语言风格感觉轻快，较之前是否有较大变化？结构上是否受到了话本小说的影响？
蒋胜男：我的历史小说语言风格都不相同，和我所描绘的时代相符合。《芈月传》人物的身心都浸淫于诗、书、礼、乐之中，见物比《诗经》，动情吟《楚辞》，自然而然地带着战国时代的烙印，所以《芈月传》的语言风格自然风雅。《燕云台》的人物生于天苍苍、野茫茫的大草原上，是千年的历史风尘扫过的广阔天地，语言风格就如草原一般朴实直白。《天圣令》的故事发生在商品经济发达、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宋代，里面的人物生活在喧嚣热闹的宋代城市中，耳边时常飘过商贩的叫卖，勾栏瓦肆的曲声，平民百姓的读书声。这些在市声中的人物们享受着宋代商品化、城市化、市民化的生活。《天圣令》的语言风格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所画得一般轻快，犹如茶馆的说书人在把故事娓娓道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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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胜男，温州大学网络文创研究院院长。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、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温州市文联副主席、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、中宣部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。代表作《芈月传》《燕云台》《天圣令》《历史的模样》等。
